如有法律问题，可致电律师。
一个问题：这种情况，能不能减轻处罚？
在刑事辩护过程中，为当事人争取“从轻处罚”还是“减轻处罚”，对于律师来说价值完全不一样。根据现行刑法，比较常见的“减轻处罚”情节是自首、重大立功、从犯、未遂、中止等，而其中又以自首、从犯最为常见。这也是刑辩律师会见当事人时，需要首先重点了解的两个事实：到案经过；地位与作用。
但是确有一类案件，当事人虽然如实供述、认罪态度很好，但却并非自动投案，而是被抓获到案，那就排除了自首情节；在共同犯罪中，当事人发挥更大作用，也不可能被认定为从犯的；但这个人又态度特别好，早早全额退赃了。这种情况下，如何确定量刑情节呢？如果仅仅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量刑指导意见，无论是坦白，还是全额退赃，都不足以获得减轻处罚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似乎难以将这些全额退赃的当事人，与那些不退钱的当事人，在量刑上予以区别对待，不利于挽回被害人经济损失，降低社会影响。
一个判例：坦白+全额退赃，获得减轻处罚
在司法实践中，有智慧的法官面对这种困境，总是能够为适当的量刑，寻找到正确的法律依据。
2016年11月22日，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诈骗案件作出二审刑事判决书，编号（2016）渝05刑终574号。通过该判决书，我们可以发现，原一审法院——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作出了令人惊讶、但充满智慧的判决。
主要案情如下：A公司及其平台在实施诈骗，被告人赵某、王某明知道这一点，共同出资设立B公司，作为A公司的二级代理商发展客户，并从客户的亏损资金中提成70%，构成诈骗，诈骗金额达379万元。公司另外还有若干业务人员。
一审法院认定：赵某构成诈骗罪，为主犯，退出赃款346万元，挽回重大经济损失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，依法对其减轻处罚适用缓刑。
二审法院继续认定了该事实。
显然，一审、二审法院认为被告人赵某的行为，符合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后半句的规定，属于因其如实供述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，对其减轻处罚。
一篇文章：这位中院法官是如何论述的
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和第五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并非个案。广东省广州中级人民法院刘付刚法官曾经写过一篇《温某某盗窃案——“因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”的理解与适用》。
其主要案情为：温某某犯盗窃罪，盗窃金额近90万元；温某某被抓获到案，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及赃款去向，公安机关根据其供述缴获了部分赃款，同时温某某联系家属补足并退还了全部赃款，被害人对温某某表示谅解。
一审法院判处温某某有期徒刑十年。
二审法院认定，上诉人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，积极主动退还全部赃款，从而挽回特别巨大经济损失，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，业已发生的特别严重的后果得以消除，应与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情形等同评价，依法可以减轻处罚。
刘法官对本案进行了详细论述，其中提到，“对于特别严重后果已经发生，但因为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的行为使特别严重后果得以消除的，也应该给予同等评价，因为对被害人、对社会来说，消除已发生特别严重后果与避免严重后果发生意义相同，在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更加难能可贵”。同时，如果仅仅从轻处罚，而不是减轻处罚，将难以做到罪刑相适应，无法体现其相关的情节，无法将其与其他犯罪数额相近，但不坦白、不悔罪、不退赃的被告人拉开量刑距离。
当然，刘法官也强调，对本条的适用，应当受到严格限制：适用于侵犯单一法益的犯罪，但几乎无法适用于侵犯复杂法益的犯罪如受贿罪；同时，从轻幅度也应受到限制。
更多案例：
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，（2015）穗中法刑二终字第154号，宋某涉嫌信用卡诈骗罪，二审。上诉人宋某无视国家法律，使用信用卡进行恶意透支，数额巨大，其行为已构成信用卡诈骗罪，应依法予以惩处。宋某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，积极退赃、退赔，并取得被害单位的谅解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，可对其减轻处罚。
笔者感想：
司法是严格的，讲究罪刑法定，又要有法必依；但司法绝不是机械的。实践中，法官要遇到的案件千奇百怪，法律更多是对其中有共性的部分进行总结并予以规范，但绝不敢说已经面面俱到。在遇到本文所提出的问题时，不能总是指望修法、出台司法解释，而是善于运用法官对法律的理解及其自由裁量权，作出合法而又公平的判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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